图为9月12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在“大医精诚·生命至上”主题活动中分享战“疫”故事。

　　我是原国家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在这个岗位工作了19年。我是公共卫生专家，疫情开始的时候，作为已经退休的老人，我去过两次武汉，第二次是作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这两次时间，1月9日和1月18日。

　　“我听到暗潮涌动的声音”

　　有人问我，这两次你看到武汉有什么变化吗？我说，尽管疫情暗潮涌动，表面看一切都是新年过后、春节来临前应有的模样，老百姓兴高采烈地采购年货，喜气洋洋地准备过年。

　　第二次到武汉是1月18日晚，我和钟南山、高福、李兰娟等几位院士一起到的，出发前并不知道我们六人汇聚于此。19日上午，我们与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负责人会商了疫情，考察了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来去匆匆，当天下午就离开了。

　　短短的调查时间，我们高级别专家组，共同研判了疫情的严峻性，回京的第二天，面对全国媒体，我代表专家组破天荒地公开呼吁：“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我的呼吁立即得到专家组其他人的响应。

　　武汉是九省通衢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在春运大潮的时候，而且，不论中国几千年历史，还是放眼全世界，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年代，这样对上千万老百姓说“能不去就不去，能不出就不出”。

　　这么短的时间，敢于下这么重要的结论，基于什么？要知道，当时武汉只有200多例，相对于武汉市1000多万人，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可是，从事公共卫生研究的人们知道，200多例只是硕大的冰山浮出海面的一角，大量患病未诊断的患者、更多的已经暴露还处于潜伏期的人，已经或即将汇入庞大的春运人流，在铁路、公路、汽车、航班上，他们本来是要把一年的收获带回家。

　　我是有着40多年公共卫生工作的老兵，可谓“老马识途”，凭借17年主管全国传染病疫情统计分析的经验，我立刻想到以往的流行病是如何被遏制的。

　　此刻千钧一发，传染病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耽误一天，传染人数就可能翻倍增加。以高级别专家组的名义公开呼吁，最容易为社会理解，为决策者采纳。当时也曾有惶恐不安的一闪念，如果建议错误，我们会背负千古骂名吗？

　　非常庆幸的是，党中央、国务院于1月22日英明决策关闭离汉离鄂通道，23日起以最坚决、果断的措施实施，以最快的速度阻断了疫情蔓延，向全人类上演了空前壮烈的武汉保卫战。

　　“国家等着我说真话、说实话”

　　我是1946年出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乡镇卫生院工作了9年，体验过冬天大雪封山的恶劣，也体验过农民的艰苦生活。我恍惚看到，夜里在泥瓦房学习，没有电灯，只有昏暗的煤油灯，读书打瞌睡时煤油灯把我的头发点燃的情景。

　　我恍惚看到，我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疾控中心学习进修，和老外们唇枪舌剑激烈争辩的情景。回国后，我把国外学习的知识和国情相结合，引入创办了“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被称为我国公卫领域的“黄埔军校”。

　　我又恍惚看到，黄埔军校的那副著名对联：升官发财请走他路 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这，也是我每年教给新入学的学生的一副对联。

　　这么多年，我从一个乡医成长为公卫领域专家，又被邀请参加高级别专家组，没有国家的培养，能有我的今天吗？此时，国家等着我说真话、说实话，为国家决策做出专业领域的判断。我，又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所以，在1月20日面对众多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说：“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这不是官方的号召，是我们专家组的一些建议。”最终，我们的专业建议被中央采纳。

　　欢歌笑语的春节氛围里，一座生龙活虎的英雄城市摁下了暂停键，也诞生了无数个为这座城市拼命的英雄。

　　“我骄傲地回答：中国遥遥领先”

　　我非常骄傲，生活在一个“生命至上”“人民健康至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得到了14亿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这个曾经的“东亚病夫”，走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舞台。还有什么，比人民生命更重要的呢？

　　我非常荣幸，能作为国家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国家做出专业判断。

　　我们知道，关闭离汉离鄂通道，绝非“一关了之”。如果没有举国体制，没有全国人民上下一心，没有医护人员、疾控人员勇敢作战，今天的中国，今天的海南，都不会是现在这样阳光灿烂、鸟语花香、清爽宜人。

　　有人问我，现在全世界疫情远远没有结束，中国也还处于疫情第一阶段，中国疫情防控在全世界是什么样的位置？可以说“领先”吗？我非常骄傲地、响亮地回答：“不仅领先，而且遥遥领先。”

(责任编辑：张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