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药品网讯 近年来，药品流通领域竞争加剧，部分企业为谋取非法利益，通过非法渠道购进药品的行为日益凸显。非法渠道购药不仅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更导致假劣药品流入终端，直接威胁公众用药健康安全。数据显示，近年来，虽然药品流通案件总量呈下降趋势，但非法渠道购药及相关假劣药案件量却逆势攀升，对药品安全全生命周期监管提出了挑战。

　　厘清治理难点与违法方式

　　当前，非法渠道购药已从零散违规行为演变为组织化、链条化的违法活动，其危害性与隐蔽性同步上升。

　　非法渠道购药破坏了从生产到使用的合规流通体系。该行为还常与销售假劣药、医保骗保等违法犯罪相交织，使得来源不明、质量存疑的药品绕过正常监管环节直接进入市场，对公共健康造成危害。

　　2024年至2025年的案件数据显示，在药品流通案件总体案件量下降的背景下，非法渠道购药案件数与假劣药案件数均显著增长。这种“逆向增长”表明：违法动机依然顽固，高额利润驱动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行为隐蔽升级，违法手段日益复杂；传统监管遭遇瓶颈，依赖现场检查、票据核验等传统方法难以有效穿透层层伪装的违法链条。

　　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件来看，监管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证据固定难，违法行为多采用“体外循环”、账外经营等，证据易转移销毁；二是追溯溯源难，药品常经多手、跨区域流转，真实来源被刻意模糊；三是协同打击难，案件查办往往涉及生产、流通、使用等多个环节，需跨地区、跨部门协作查办；四是技术对抗强，违法者利用电子支付、网络通信等手段进行隐蔽交易，对监管的电子取证与数据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检查和执法实践来看，非法渠道购药的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违规流通的“协议产品”。主要是“中包药”“政策药”等，源于经销商违反独家代理协议进行跨区低价销售，其渠道非法、票据缺失。二是医保套现的“回流药”。通过诱导患者超量开药、回收倒卖等方式套取医保基金，使药品非法回流市场。三是源头非法的“假劣药”，不法分子直接从不具备生产资质的黑窝点购进，无合规手续。同时，非法渠道购药行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共性特征：一是追求快周转，聚焦市场畅销品，实现快速进出，降低囤货风险与暴露概率；二是依托高利差，进货价格显著低于市场正常水平，即使低价销售仍保有可观利润；三是品种集中化，主要集中于价格高昂、需求稳定的慢性病（如心血管、糖尿病、高血压等）治疗药物，确保利润与销路。

　　非法渠道购药的违法链条一般呈现闭环运作，通过综合分析近年来查处的10余起案件，其典型实施流程主要包含四个阶段：一是联络阶段，即通过行业“掮客”、网络隐蔽平台等寻找非法货源；二是议价阶段，通常通过私下商定品种、价格、数量，并采用现金、个人账户等方式结算以规避监控；三是入库阶段，非法购进药品入库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完全不入系统的“体外循环”（库外库），另一种是通过伪造全套资质、票据后录入系统，伪装合规入库；四是分销阶段，将药品销售至下游，或经多次倒手、跨省流转“洗白”，最终将风险转移至终端市场。

　　构建精准、高效、协同的案件查办体系

　　面对专业化、隐蔽化的非法渠道购药，必须推动监管思路与监管手段的全面升级。

　　实施突击核查，抢占取证先机。针对重点企业采取“不打招呼、直插现场”的突击检查方式，第一时间控制经营场所、仓储库区、财务室及数据中心，同步封存ERP系统、财务账册、电子设备等关键证据载体，有效防止证据被转移、隐匿或篡改。

　　聚焦关键要素，提升检查靶向性。要避免“大海捞针”，精准锁定风险点。一是锁定重点品种，重点锁定高值慢性病用药、进口原研药等非法渠道高频品种“靶向药”，追根溯源，如瑞舒伐他汀钙片（可定）、阿托伐他汀钙片（立普妥）、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络活喜）、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捷诺达）等品种。二是核查渠道匹配，迅速分析评估企业实际经营能力与所购重点品种的规模、来源是否匹配，排查异常经营行为。三是询问关键人员，重点询问企业负责人、采购、财务等核心岗位人员，此类人员直接参与药品采购决策、资金流转、票据处理等核心环节，对非法渠道购药情况知晓度高。同时关注人员履职经历，是否有任职过的公司出现过从非法渠道购药的违法行为，此类人员再次作案率较高。四是深挖关联网络，梳理上下游企业，核查是否存在异常频繁交易、票据循环、人员交叉等现象，此类关联主体常作为非法购药的“中转平台”或“票据代开方”，通过层层转销掩盖非法源头。

　　深化数据比对，构建财务分析模型。以财务数据为切口，开展多维度交叉验证。例如，比对数据总量，通过对药品经营系统购销总额与财务系统收支总额、税务系统发票总额进行比对，重点排查一定时期内三类数据差异过大、数据波动异常等情况，锁定企业隐匿非法药品流转记录的线索；分析价格异常，比对系统内采购单价、上游发票单价与市场公允价格，锁定低价异常核心线索；追踪资金流向，排查企业是否存在大额资金拆分转账、资金流向个人账户或无资质第三方、资金回流异常等情况，此类资金流转操作常为非法购药的典型特征，需结合银行流水、收付款凭证深入核查。

　　严守“票账货款”相符底线。将“票账货款相符”作为基础核查标准，全面核验交易全流程的合规性。例如，查票据真伪，重点关注发票信息完整性、规范性，以及作废、冲红等异常情况；查账实是否相符，确保系统记录、财务账目与仓库实物在品种、批号、数量上完全对应；货款是否一致，支付对象、金额必须与合同、发票及收货情况吻合。

　　推行全链条穿透式监管。突破单点核查局限，通过向上溯源、向下追踪，全链条穿透式核查锁定完整证据链。向上追源头，即对可疑药品，向其标注的生产企业或上游供应商发函或实地核查，确认其来源真伪。向下查流向，即追踪药品销售去向，核实终端接收情况，评估风险并控制关键危害。同时，建立跨区域、跨部门（公安、卫生健康、医保、税务等）的案件同向协查与联合执法机制，形成打击合力。

　　创新技术手段，赋能智慧监管。要强化追溯码应用，依托“码上稽查”等系统，严查药品追溯信息，打击伪造、套用追溯码行为。要利用触发式监管，通过信息化系统对购销存、资金流进行动态监测，智能预警异常，实现精准锁定。要提升电子取证能力，依法提取关键人员通讯记录、电子账册、网银流水等电子证据，运用数据恢复与分析技术还原违法事实。要引入专业外援，针对复杂专业的伪造票据、财务造假等问题，委托鉴定机构或聘请专家协助，提升证据效力。

　　向系统治理转型形成长效治理机制

　　为从根本上遏制非法渠道购药，推动监管体系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系统治理有效转型，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健全风险预警与源头防控机制。深化“国家药品追溯监管系统”等智慧监管系统建设，整合药品追溯、企业经营、医保结算、税务发票等多维度数据，构建智能风险预警模型。对高风险品种、高风险企业实施分级分类管理与动态监测，推动监管关口前移。

　　持续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整治。总结药品经营环节“清源”行动经验，定期更新并聚焦重点监管对象清单（如既往违法企业及其关联方、新开办企业等），针对非法渠道购药高发的药品品种和销售模式（特别是网络销售），开展专项打击，保持高压震慑态势。

　　强化监管队伍专业能力建设。面对违法行为的数字化、专业化趋势，亟须加强监管人员的能力培训。要系统开展电子数据取证、大数据分析、财务审计等专项技能培训，加快建设一支既懂监管又精通现代侦查技术的复合型执法队伍，为有效打击新型违法提供核心人才支撑。

　　深化社会共治与舆论引导。加强药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提升企业主体责任意识与公众安全用药意识。畅通举报渠道，鼓励行业内部和公众监督举报，营造全社会共同抵制非法药品流通的良好氛围。

　　非法渠道购药是侵蚀药品安全根基的问题。治理这一问题，需要深刻洞察其运作规律，精准识别其风险特征，并综合运用法律、技术、协同等多种手段，实施系统治理、精准打击。通过不断完善全链条、智慧化、专业化的监管体系，方能有效压缩违法空间，切实筑牢药品流通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李远满 曾丹 代昕威 易柯君）

(责任编辑：郭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