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政府战“疫”医事

唐朝是我国古代疫病的多发期，共发生31次。唐朝既经历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也遭受了安史之乱和藩镇动乱。就算是在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下，瘟疫也经常出现，比如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关内道、河东道发生瘟疫；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谷、泾、徐、戴、虢五州出现瘟疫；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潭、濠、庐三州再次发生瘟疫。

唐朝的瘟疫时有发生，很多皇帝都特别重视疫病的防控工作。以唐玄宗李隆基为例，他知道民间疫情严重，亲自组织编写《广济方》，本书载有疫情防控的专用方子。他把这些方子下发到地方政府，让全国的百姓都按照书中的方药进行防疫。为了便于推广，使更多的民众受益，他还命令下属将方子刻在木板上，方便传抄。唐文宗李昂也很重视疫病防控，他要求地方政府处理因瘟疫死去而无人认领的尸体，防止二次传染；他为疫区百姓送医送药，并且采取减免赋税、开放粮仓等惠民措施，为抗击疫病做出顶层设计。

皇帝如此重视疫病防控，为整个国家树立了榜样，也给了各级地方官员及平民百姓信心。唐朝政府建立了许多医政机构，主要是以“中央医政机构”和“地方医政机构”为主体的官方医疗救助体系。做为唐朝政府防疫的主力军，他们肩负着行政管理与执行医事等重要任务。据《新唐书》记载，唐朝中央医政机构主要分为三个部门，分别是掌管全国各大医疗卫生工作的“太常寺太医”、专门为皇帝进行养生诊疗的“殿中省尚药局”、主要负责太子们日常保健的“太子左春坊药藏局”。这些政府机构的设置，各有分工，职责明确，密切配合，为疫病的防治，治疫物资的储备，防疫活动的开展，搭建了较为合理的顶层框架，可以较好地防控疫情。除了中央医政机构，唐朝的地方医政机构也为疫情防控做出了重要贡献。唐朝地方医政机构的医疗活动具备协调性、社会性等特点，在疫情爆发时，他们常常作为中央指导下的地方执行组织与寺院救济性质的“养病坊”等慈善机构联合开展工作，也算是当时的“联防联控”。

通过唐朝政府采取的防控疫病措施，我们不难看出，唐朝的医政机构，主要是“中央-地方”两级行政架构，两者共同执行地方政务，如果有突发疫情，他们能够及时、充分地开展防控工作。在当时的世界上，唐朝政府各级医政机构在防控疫病的明确分工和密切联动，应该是首屈一指的。（林明欣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丁思元 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院；王琪格 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院；邱模炎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责任编辑：申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