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场”为“市” 　由乱到治

    提起安徽太和、广东清平、河北安国等地名，人们首先会联想到“药市”。广东惠州罗浮山有丰富的南药资源，药农老黄祖辈都是采药种药人。老黄告诉记者:“我家开始大面积进行中药种植销售是在1980年以后，清平药市也是在那时发展起来的。”1980年9月17日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加强药政管理禁止制售伪劣药品的报告》中，规定“社员自采、自种的中药材可交药材部门收购，也可以在集市上出售”。老黄回忆，当年盛产南药的广东各地都有大小不等的药材集散地，清平因交通便利、商情活跃逐渐成为广东境内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至今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经济搞活给药农和药市都带来了生机。老黄告诉记者：“当时，村寨赶集的集市上也有草药卖。”1984年9月20日颁布的《药品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城乡集市贸易市场可以出售中药材……但不得出售中药材以外的药品”。 南开大学法学院宋华琳博士认为，该条款的设计出自“方便药农售药，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良好初衷。
    有了法律支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经济的繁荣，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逐渐形成了河北安国、河南禹州、安徽亳州、江西樟树、广州清平、成都荷花池、广西玉林、湖南廉桥、西安万寿路等十大药市。也就是从这时起，老黄发现：“药市越来越多，到处都有招商广告”。他告诉记者，当时的农副产品市场、日用工业小商品市场、旧货市场等都有“药品展销中心”、“药品信息中心”、“保健品批发市场”等，“什么药都敢卖，假药特别多”。
    这种乱象持续到1994年，全国的“药市”已经发展到了117个。“开办药材市场出现了失控的局面，许多名为药材市场，实是中西成药、炮制饮片和保健品集贸市场。” 宋华琳说，当时无证经营药材，无证销售化学药品、中成药等现象十分普遍。1989年5月25日的《人民日报》这样描述当时的药市：有人凭经营其他商品的营业执照在做药材生意。在1989年的西安康复路药材市场上，经营的药材共有300多种，但执法人员一天就查出了近40种伪劣药材。像老黄这样的守法生意人反而无法生存：“我们药农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药材，还不如那些草梗赚钱呢。”
    “那些假药劣药让游医药贩背到了缺医少药的农村，还不是糊弄农民去啦？”老黄的担忧其实也是中央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的。自1990年1月始，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工商局、物价局等部门多次联合执法，整顿中药材批发市场，制定有关管理条例和政策，建立全国中药材生产、流通的正常秩序。到1997年8月，全国原有的117个药品集贸市场和药材市场中，17个中药材专业市场通过验收，90个市场被关闭、取缔或转营他业。“以前那就叫赶场赶集，现在才是真正的药市。” 老黄说，“整顿之后，药材种植逐渐有了规模，各地也有了很多正规的大公司专门做药材生意，我们每年的种植、收购都有了保障。” 老黄说。
    宋华琳表示，2001年2月28日修订颁布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一条中，对药品集贸市场给出了严格限定。后来，全国各地开始逐步推进中药材GAP。老黄所在的惠州，就有一家广东罗浮药谷有限公司正在推动当地的GAP实施。

    质优价廉  买药不再难

    “1978年，宁波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77元，温饱都是个问题，缺医少药的情况更为严重。”浙江宁波市的一位农业干部对农民曾经的买药难情形记忆犹新。江苏昆山百佳惠大药房总经理徐郁平曾是一名农村供销社的采购员，回忆起计划经济时代，他感触良多：“当时连一些基本生活用品都曾凭票供应，医药产品更是如此。”从1949年到1984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实行垂直管理、三级批发模式。而农村市场也处于“统购包销”时代，农村药品基本都掌握在二级医疗网络中，村里面往往只有很不正规的私人诊所，甚至游医。“当年很多农民小病就扛着，实在严重了就到村里的杂货铺买几片止痛片。”
    而1985年到1998年的经济转轨期，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逐步介入。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于明德表示，当时新老机制并存，逐渐形成了多渠道、少环节的医药流通体系。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农村改革不断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92到1999年之间，农民收入增长很快，但医疗保健消费水平没有明显变化。” 在安徽合肥百姓缘大药房总经理周双才看来，“经济搞活”的同时，农村的医药渠道仍处在“小、散、乱”状态。“药材、药品跟白菜、鸡蛋一起随便堆放，价格随意性较大，更缺乏对质量的监控和管理。”
    1999年至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医药流通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也逐步确立。据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食品药品监管局邱国勇回忆，1998年他曾到贵州黔东南州境内的一个小村寨——摆底：“当时，村里仅有的卫生室就设在村医家中，桌子上摆着十几种药品和一堆草药，总共价值不到100元。”而10年后，邱国勇再次来到摆底，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整洁兴旺的小山寨中，邱国勇看到了规范的药店和村卫生室。药店的主人是乡卫生院的退休职工，店虽不大，但OTC品种比较齐全，摆放规范。村卫生室里有100多种药品，“再也没有看到过期药品” 。
    这样的喜人景象还发生在湖南省的革命老区、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桑植县。以前，山区农民要步行15公里才能买到药品。今天，桑植县六方垭村的村民逢人便夸：“现在买药可方便了，（药品）价格也和城里一样，有的比城里还便宜！”现在，全县296个无药店村配备了便民药箱。桑植县食品药品监管局支持引导正规企业分别建立了3条药品配送线，药品配送覆盖率达到100%，“新农合”基本用药目录中的品种配送率达到100%，全县药品抽验合格率达95%以上，药品价格下降了30%，桑植老区人民真正用上了放心药!
    江西省赣州市有一个全国著名的客家围屋之乡龙南县，也曾是缺医少药的困难地区。武当镇一位农民对此深有感触：“以前，我们农民最怕走江湖的药贩子。买了他们的药，不但治不好病，还可能要了人命！”记者了解到，今年龙南县抽查了20种药品的价格，与国家限价相比平均下降了40%。家住龙南县九连山区的农民乐呵呵地说：“从前得个感冒要到旁边的杨村镇去买药，品种还不全，有时甚至要花上一天时间去县城买药。现在，药店就在家门口！” 
    江苏省更是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并引导大中型药品批发企业为农村地区提供直供配送服务，引导药品供应网络向农村延伸。目前，该省设在乡镇及以下的零售药店达到12008家，占全省零售药店总数的近60%。于明德认为，近5年来农村药品市场的巨大变化与“两网”建设密不可分。而“两网”是指药品供应网和药品监督网，“两网”建设就是为了解决“药价虚高、买药不便、用药不安全”等长期困扰农民的问题。

    “两网”“新农合”  农民实惠多

    “我们局是从2002年底开始的‘两网’实践。”北京市药监局昌平分局局长王福义，仍然记得那个秋天全局的工作人员在昌平山区爬山涉水调研农村药品市场的情形。“为了获得乡村人口和医疗资源分布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几乎是用双脚把昌平的山区都丈量了一遍。”如此细致的调研，为的是做好农村药品供应网的搭建。2003年6月11日，通过受理、开标、实地测量和评标四个竞标程序，昌平医药药材总公司取得了昌平区农村药品销售服务网点的配送资格。
    也正是在2003年，北京市作为试点开始实施“两网”建设，随后全国展开农村“两网”建设，2005~2006年逐步推向高潮。曾经的一点星火，如今燃遍了中国的农村市场。
    在陕北佳县，2002年“两网”建设前，一年没收的假劣药械标值曾高达9万多元，而现在，全年没收的假劣药品标值不超过5000元；在关中的岐山县，2007年农村药品质量抽验合格率达到99.3%，比“两网”建设之初提高了4.5%。而陕西旬邑县药品供应网络的快速发展，村卫生室、乡村药店的药品品种数量由建网前的80~100种增加到现在的200~500种。记者了解到，陕西省农村药品监督网和供应网的村级覆盖率已分别达到100％和96.4％，通过供应网络配送的药品份额占农村用药总量的82.8％；抽样调查农村常用药品价格平均下降16％左右，个别品种降幅达50％以上。
    今天，记者再次来到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王家园村卫生室，村医谷永利拿着药品配送单据说：“无论中药、西药，量多还是量少，一个电话就送来了，再没出现过期药，也不用担心假药劣药问题了！” 而承担药品配送工作的昌平医药药材总公司，本来是在大企业和快批公司的夹缝中求生存，如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活得更好了”。
    农村医药市场的散、小、乱，曾经让很多药企头疼。“但‘两网’让散在山区乡村的消费潜力，聚集成了真实的销量。”云南一心堂连锁药店是深入农村市场的先锋。其副总裁伍勇军对近年来农村市场的感受是，“两网”发掘并凝聚了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让上游的生产和流通企业愿意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农村终端。
    随着“两网”建设向纵深推进，农村“两网”与“新农合”也在尝试有机结合。陕西洛川县合作医疗证“一证通全县”，当地农户享受到了“两网”与“新农合”的双重实惠，该县农民在医疗机构、药店就医买药都可以报销。“改革开放30年，农民就医买药的变化是我们原来想都不敢想的。”当地一位村干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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