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由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和《中国医药报》社共同主办的食品药品稽查执法与舆情应对研讨会在武汉召开，与会代表除了交流食品药品监管中的舆情应对策略外，还对当前稽查执法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了探讨。

　　 职业打假行为亟待规范

    　“职业打假人不仅把打假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且滥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让基层监管人员疲于应付。”河南省平顶山市局稽查大队长鲁彦豪说，该局职业打假人举报的案件占到50%~60%，稽查人员大量精力都用在了此类案件的处理上。对此，湖北省局法规处处长贡勇斌认为，当前一些职业打假人已经专业化、集团化，他们对食品法律很精通，一旦发现食品违法行为马上投诉举报，监管部门处理不当就提起行政诉讼，甚至向纪委反映，这对基层监管执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产品外包装标识上错一个标点符号，职业打假人都会举报到监管部门要求处理，但这些问题并不涉及产品质量。”湖北省武汉市局法规处副处长廖波说，该局50%~70%的食品案件都来源于打假人的举报，凡有举报必须安排人员处理答复，严重浪费基层执法资源。

　　鲁彦豪建议，应对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对举报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联网实名登记，一旦发现某个举报人不是以个人消费为目的的投诉，就认定其不是消费者，对其诉求不予支持。这样就可以有效甄别哪些举报者是真正的消费者，哪些是以消费者的名义进行敲诈勒索的。郑州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副支队长王有森认为，各地应通过地方立法，对不以个人消费为目的的职业打假行为进行限制；除此之外，还应真正构建社会共治机制，形成人人打假的氛围。

　　食品安全执法难题待解

　　对诸如经营过期食品等一些最低罚款5万元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如何结合新修订《食品安全法》与《行政处罚法》做到过罚相当，也是稽查执法人员讨论的热点。

　　湖南省株洲市局稽查支队副支队长袁皓瑜认为，主要看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从轻条件，如当事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违法后有无主动减小损害的发生，案件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执法人员根据自由裁量规定进行从轻或减轻处罚时，应当充分收集证据，否则尽量少用从轻减轻条款。”湖北省武汉市食品药品执法总队副队长罗莉说。

    　关于新修订《食品安全法》执行中存在的难题，湖南省益阳市局稽查支队工作人员段冰举例说，他们接到一些大米铬超标的举报案件，这类案件经过执法人员调查，大米铬超标并非人为添加，而是因为矿业污染导致土地重金属超标，是种植环节的问题。如果依照法律对食品经营者最低处罚5万元，当事人就会觉得很冤，执行起来也很难到位，希望有关部门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予以明确。

　　“新修订《食品安全法》中严厉的罚则确实对一些不法分子起到了震慑作用， 但像我们这种地级市，70%~80%都是小型食品企业，如果按照最低5万元对违法者实施处罚，当事人权衡利弊后肯定会关店走人，然后又在其他地方另起炉灶，这样案件就无法办结了。”广东省汕头市局稽查人员陈树阅认为，应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规定，解决基层此类执法难题。

    　鲁彦豪建议，国家层面应该出台食品药品案件办理指导原则，明确在办理相关案件时应调取哪些证据，依照什么程序，应该如何处理，何种条件下减轻或者从轻处罚等等，以此指导基层执法人员稽查办案。

　 　涉案物品处理亟须明确

　　就查扣的涉案物品处理问题， 罗莉举例说，他们查处了一起走私冷冻猪肉案，案件成功办理后得对涉案物品的保管却成了问题。一是合法性问题，查封扣押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手段，最长时间就是60天，时间到期后，如何处理涉案物品成了问题。二是案件没有彻底了结，公安部门会随时带嫌疑人指认产品，这就使得涉案物品无法在短时间内销毁；一旦涉案物品丢失，执法人员还会有渎职失职的风险。

　　“走私冻肉是有保质期的，保质期一到，就可以实施销毁。但像走私洋酒案，涉案物品都是货值几百万的合格洋酒，且没有保质期，对于查扣的此类物品怎么办呢？”广东省广州市局食品监管执法分局副局长陈光辉说，即使拍卖，目前国家也没有统一的规定，按照什么程序，采取哪些措施，都无法可依。

　　袁皓瑜对此深有同感，他说，关于涉案物品的处理难题是基层执法中的一个共性问题，就拿销毁来说，到哪里销毁？怎么销毁？谁来监督销毁？等等，实践中都需要跟当地环保部门和卫生部门协商。

　　对此，罗莉建议，国家总局应联合其他有关部委出台相关文件，对涉案物品的保管、销毁等予以明确，最好是规定各相关部门联合对涉案物品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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