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看到新修订《药品管理法》总则第一条明确提出“为加强药品管理，保证药品质量，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和合法权益，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制定本法”时，回望70年来新中国药品法治历程，可以发现“保障药品质量 守卫人民健康”这一药品管理立法的“初心”从未改变——

　　在1959年的《关于保证与提高药品质量的指示》中直接指出“有些药品由于质量不好，已危及人民健康”；在1961年《关于加强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药品质量好坏，是关系千百万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的大事”；1963年10月的《关于药政管理的若干规定》在总则部分提出“药政管理的任务是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密切结合防病治病需要，监督和提高药品质量，保证人民用药的安全与有效，更好地为广大人民健康服务。”还要求各部门确立“质量第一”的思想，指出“对有害人民健康的药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坚决取缔，情节严重者，必须会同有关部门追究责任，严肃处理”；1984年版《药品管理法》明确了立法目的是“加强药品监督管理，保证药品质量，增进药品疗效，保障人民用药安全，维护人民身体健康”……

　　“初心”不变的同时，中国药品法治理念也逐步升级：从关注药品质量到关注药品安全、可及性、全过程监管，并引入了风险管理、社会共治的理念；从保障人民用药安全到保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从建立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规范，到全面实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要求持有人对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全过程中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负责……以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和《疫苗管理法》为起点，中国药品管理法治建设已踏上新的征程。

(责任编辑：齐桂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