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原料药产业近十几年一直受到产能过剩的困扰，尤其是青霉素类、维生素类、解热镇痛类等传统大宗原料药，导致相关产品市场价格一路走低，生产厂家纷纷低价竞销，更有甚者将价格战打到了国际市场，造成我国企业出口微利甚至亏损，给产业健康发展带来了很大障碍。

供给侧改革效果凸显，我国原料药产能过剩一度缓解

近年来，在环保安全监管趋严和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化的共同作用下，国内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生产工艺落后的原料药产能逐渐被淘汰，产能集中度有所提升。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监管统计年报，从2016年到2017年，我国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数量骤减约900家，多为因环保安全监管关停或停产搬迁的原料药企业，此后几年数量逐渐有所恢复。在此背景下，我国化学原料药产量和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在2017-2018年均有明显下降，降幅分别达到35%和23%。供给侧改革成效显著，原料药产品价值和行业利润率逐渐回升，利润率从2015年的7.6%逐年回升至2020年的13.3%，原料药企业业绩纷纷转好，近年来年报扭亏为盈或盈利大增的原料药上市公司比比皆是，中小型原料药企业也大都表示经营状况逐年向好。产能过剩的阴霾似乎已成为过去。

图1 我国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家数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图2 我国化学药品原药产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3 我国化学原料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产能过剩貌似卷土重来，原料药出口均价大幅下跌

事实上，现在我国原料药产业头上的产能过剩“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没有消失过，出口低价竞销的现象不时在一些品种上出现。例如扑热息痛，出口均价在经历多年低迷后，好不容易在2018年底涨至5.93美元/公斤的阶段新高，但随后步入下行通道，并于2020年初跌至4.11美元/公斤，区间跌幅达31%；阿莫西林三水酸，出口均价于2017年初触底，2018年最高涨至26美元/公斤，但随后在2020年初也跌至20美元/公斤，区间跌幅为23%；6-APA，出口均价从2018年8月最高的29.58美元/公斤，跌至2020年1月最低的17.56美元/公斤，区间跌幅超过40%；维生素C，出口均价从2018年初的7.17美元/公斤，最低跌至2020年初的2.87美元/公斤，区间跌幅高达60%。

可以看到，2018年我国原料药产量下降对市场的影响得到了充分体现，上述品种的出口价格基本都是在2018年达到了阶段性高点，但随后再次出现下跌走势，并在2020年初见底。如果不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打破了全球原料药供需平衡，并在我国较好控制住疫情的前提下对我国原料药出口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刺激，那么上述原料药品种的出口价格很可能继续下跌或在低位徘徊。实际上，即便在疫情的作用下，上述品种的出口价格也仅在去年二三季度小幅反弹，直到四季度才在全球大宗原料和跨境物流大幅涨价的带动下进入了主升通道。

图4 近年来我国几种原料药品种出口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中国医保商会

究其原因，近年来国内外原料药产能都有逐步放大的趋势。未来全球原料药产能过剩几乎成为必然，这也成为影响我国原料药出口的重要因素。

多重因素轮番助推，国内企业原料药扩产项目密集上马

自2019年以来，国内原料药企业新建或扩建原料药的项目便密集推出，推动了我国原料药产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据估计，两年多来，我国药企设立新建或扩建原料药的项目有上百个。

表1 2019年以来我国部分企业新建或扩建原料药项目举例

数据来源：中国医保商会整理

驱动企业设立新建或扩建原料药项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是制药企业出于规模化效益或上下游协同的考虑，这种情况最为常见。近年来原料药销售利润的增加，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信心，原料药企业在对未来市场增长预期良好的情况下，会选择扩建产能满足市场需求，同时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以赚取更多收益。对于制剂企业而言，为避免或减轻原料药价格波动、品质差异等对制剂业务的影响，同时增强自身整体竞争优势，会选择自建产能或控制上游原料药企业。有的原料药企业则选择介入上游医药中间体领域，与原有的原料药产品形成协同优势。

二是国内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自下而上的需求传导。在现实情况中，药品集采实际采购量远超约定采购量的现象很普遍。2021年1月，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例行政策吹风会上表示，截至2020年，前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实际采购量已经达到协议采购量的2.4倍。据了解，部分省份竟然出现一个月就完成一些品种的全年约定采购量，三个月完成个别品种年约定采购量30倍的景象。企业的原料药和制剂供应能力是有限的，如此翻倍甚至数十倍的采购增长，中标企业不一定能够满足。这种需求旺盛的景象会给企业带来对未来集采市场的良好期待，使企业做出扩产原料药或制剂产能的决策。但与此同时，集采未中标企业的产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闲置。

三是因为安全环保监管导致搬迁的产能逐渐恢复并出现增长。原料药企业的“退城入园”工作从2014-2015年就陆续开始，2018-2019年进入高峰期，到2020年大部分企业的搬迁入园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原料药产能得到了恢复，有些企业在搬迁的同时还扩大了产能。例如北京的原料药企业搬迁到沧州渤海新区时，不少企业选择同步提升了产能。

四是疫情催生了临时性扩产行为。疫情暴发以来，国际社会对一些与抗疫相关的原料药需求旺盛，有些原料药企业迅速开发或扩产有关品种，有些化工厂也选择暂时转产原料药。例如去年有企业扩建羟氯喹生产线，今年有企业扩建瑞德西韦生产线，都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作者单位：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责任编辑：刘思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