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跨国药企在中国的研发中心经历了建立、关闭、回归、转型的历程。

2004年，罗氏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研发中心，致力于临床前新药研发。此后，辉瑞、阿斯利康、诺华、礼来、葛兰素史克等多家跨国制药公司相继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

随着产业发展，2015年，艾伯维关闭中国研发中心；2017年，礼来宣布关闭其位于上海张江的研发中心；同年，阿斯利康剥离了中国的临床前业务。

有意思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Biotech公司雨后春笋般地速度生长。跨国药企与本土企业由此拉开了合作的序幕。一些跨国制药公司从建立研发中心，开始转向通过孵化器、加速器等方式，与本土创新生物技术公司展开频繁的合作。

抢占源头创新先机

通过授权引入（License-in）模式快速崛起之后，本土生物创新药行业出现分水岭。第一批Biotech公司正努力向Biopharma转型，早期初创企业急需证明自身源头创新的能力。前者需要更强劲的管线布局和商业化能力；后者需要克服资金、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的困难。目前来看，两者都尚欠火候。

而随着中国这一新兴市场价值的不断攀升，跨国药企也开始调整战略。一方面，位于中国的研发团队不再仅仅满足于做总部的追随者；另一方面，跨国药企面临着药品专利保护到期的挑战，深挖新兴市场的潜力变得势在必行。

2017年关闭了位于张江的研发中心的礼来，在2018年成立了中国创新合作中心，通过与中国本土企业、大学以及研究所等多方面的合作，推动早期新药研发，包括对外授权、对内引进、早期合作等多种模式。

在此之前，礼来与和黄医药完成了一次吸引眼球的合作。双方共同开发的呋喹替尼在中国获批上市，并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尝到甜头的礼来又相继与多家本土企业开展合作。该公司公开资料显示，目前礼来三分之一管线产品的产生来自外部合作。

2020年，礼来与君实生物达成协议，共同开发一款针对SARS-CoV-2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潜在的预防与治疗性中和抗体（JS016）。在商业化方面，今年3月，礼来与信达生物达成协议，信达生物获得在中国大陆进口、销售、推广和分销雷莫西尤单抗（商品名：希冉择）和塞普替尼（Retsevmo）获批后独家商业化权利，以及授予信达生物享有靶向抗癌药物Pirtobrutinib未来在中国大陆商业化权利的优先谈判权。

礼来中国方面曾公开表示，公司正在不断地延伸触角，在糖尿病、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多个疾病治疗领域积极寻找合作项目。同时，也跟一些科研高校合作。

今年，礼来再度抛出橄榄枝。2月份，礼来中国创新合作中心在位于上海张江的ATLATL飞镖加速器启动了张江催化器，承诺将携手更多合作伙伴，在中国孵育从“0”到“1”的源头创新，并邀请礼来亚洲投资基金参与，共同扶持具有潜力的新兴企业和新药开发。

显然，礼来不是唯一一家打造催化器的跨国药企。

2021年，罗氏携手高瓴资本，在上海张江启动了罗氏中国加速器，同样关注具有颠覆性创新潜力的本土企业和创新技术。运营一年以来，已有9家企业入驻。

其中，奕拓医药与罗氏达成早期研发合作协议，将利用该公司自主开发的蛋白质液-液相分离（LLPS）技术平台，针对一个未公开的癌症靶标开发创新疗法；赛岚医药与罗氏展开合作，利用其EpigenPlus表观遗传学技术研发平台，针对数个First-in-Class靶点开展早期研究开发工作。

源头创新的另一面是高失败率和不确定性。罗氏中国加速器负责人曾反复强调“风险共担”四个字：罗氏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指导和背书，能帮助初创企业趟过这条河流；在陪伴初创企业成长的同时，罗氏本身也降低了“从0到1”的不确定性，节省了研发开支和时间成本。

据了解，罗氏中国加速器内的一些孵化项目，将有可能进入罗氏整体研发管线中。

动作更快的勃林格殷格翰在2020年就启动了中国外部创新合作中心，集学术合作（跨边界研究）、业务拓展及许可、风险投资于一体。勃林格殷格翰在2021年的业绩报告中提到，该创新合作中心已参与3家亚洲地区生物医药初创公司的投资与孵化，聚焦抗感染、基因治疗以及创新医疗科技等平台和领域。

此外，勃林格殷格翰还与上海张江ATLATL飞镖加速器共同建立了BI-ATLATL联合创新实验室，以共享空间的理念吸引创新者聚集。

在跨国药企的全新合作形式中，专业投资机构是其重要的战略伙伴。无论是礼来亚洲基金还是高瓴资本，都具备丰富的创新药领域投资经验。

随着一级市场投资的估值回归，不少中后期估值过高的项目陷入了募资困境。专业投资机构与跨国药企创新中心的合作，可以给具有潜力的初创公司提供融资机会。换个角度来看，有了跨国药企共同参与的早期研发，也为资本明确了更有价值的投资方向，避免陷入类似PD-1抗体药物研发的拥挤赛道。

提升中国市场影响力

阿斯利康对新兴市场极具期望。近年来，该公司不断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地位，并通过一系列手段，打造中国医疗生态圈。

一开始，阿斯利康的目光就不仅仅局限于药物开发。2020年，阿斯利康与无锡市政府、无锡市高新区政府共同打造了首个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I·Campus）。首批入驻企业中，有英国的癌症早期筛查公司Abcodia、英国的医疗设备公司晴空医学（ClearSky）、中国香港地区的癌症基因检测公司善觅（Sanomics）、俄罗斯的自然语言分析公司声曼和（Semantic Hub）、中国台湾地区的药物传输平台开发公司心诚镁行动医电，以及印度的健康人工智能公司Tricog等，聚集制药、诊断、器械、数字化（4D）等产业要素，覆盖患者的全病程管理的不同阶段。此后，I·Campus模式先后落地成都和上海。

当然，药物开发也是其中国医药生态圈里一块非常重要的拼图。2021年，阿斯利康宣布其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正式启用。该研发中心将深度参与阿斯利康的全球新药研发，通过自主研发与外部合作模式，充分发挥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价值。

努力确实带来了收获。财报显示，2021年，阿斯利康中国营收额达60.1亿美元，占其新兴市场收入的49%。

搭建成熟的成果转化平台

强生的合作创新意识出现得很早。2004年，Melinda Richte创立了生命科学孵化器公司Prescience International，这也是JLABS早期雏形。2012年，强生与Prescience International牵手，让JLABS正式成为强生旗下专业的孵化平台。

与延伸自身研发管线有所不同，JLABS显得更加独立。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医疗早期项目孵化平台，在落户中国之前，JLABS已经成功孵化了600多家初创型企业，涉及制药、医疗器械、医疗消费品等多个细分领域。

2019年，JLABS@上海正式运营，截至目前已先后吸引70多家生命科学和医疗健康的初创企业入驻。凭借自身在医药创新领域的经验，JLABS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技术、设备支持等核心资源。通过支付费用，企业可以共享JLABS办公室、实验室设备。以专注于眼科药物开发的极目生物为例，在JLABS@上海，除了获得专业的实验室设备条件之外，强生在眼科研究领域的专家也会给企业一些专业指导。

此外，当初创企业进入融资阶段，JLABS也会帮助其与专业投资机构进行有效沟通对接。

寻求数字化医疗领域的突破

对于中国市场的决心，赛诺菲选择另辟蹊径，抓住“互联网+医疗”的风口。

2018年，赛诺菲推出了其在新兴市场的首个数字化医疗创新平台——极创联盟，旨在拓展中国“互联网+医疗健康”领域业务。极创联盟通过与初创企业共同培育数字化医疗项目，将创新、创意和前沿数字化手段引入赛诺菲，同时携手互联网企业、医疗保险企业、数字化医疗服务企业。

每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邀请数字化创新先锋企业和行业大咖，共同探讨数字医疗前沿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动态，已成为极创联盟的保留节目。

与中国AI独角兽企业商汤科技的合作，可能是极创联盟这几年来最大的亮点。2021年，商汤科技携手赛诺菲医学打造了国内首个实体器官移植术后风险预测系统，可辅助医生提供肾移植风险考量方案，帮助医生因人用药、合理用药，从而降低肾移植患者术后并发症风险，提高肾移植后的存活率。

经过过去几年的发展，跨国制药企业在中国“本土+”的合作模式正从早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向开花结果阶段迈进。一方面，参与式的合作模式较大幅度降低了单独运营的高成本；另一方面，更本土化的经营管理团队在与国内监管机构和分销渠道的沟通中，天然具有更懂“国情”的优势，从而降低了隐性的沟通成本。

中国庞大的市场对跨国药企而言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上述诸多在实践中产生的创新合作模式有望借助彼此优势，实现共赢。

（研发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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